看着淡黄色液体缓缓滴进母亲的静脉，葛兰能感受到每一滴的分量。
她的母亲做完胃癌手术后，每天需要输注人血白蛋白以恢复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这种进口血液制品每瓶约46美元，是她母亲治疗中最昂贵的药物。
这位44岁的女士对记者说：“我只希望她能尽快康复。我也担心钱的问题，但我别无选择。”
葛兰是河南的一名商店员工。两个月来，她的母亲共用了72瓶药，花费了她差不多七个月的收入。她说，如果没有姐姐的帮助，自己根本负担不起这笔治疗费用——而若没有治疗，她母亲的病情可能会恶化。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人血白蛋白消费国，而人血白蛋白是血浆中最丰富的蛋白质，广泛用于治疗烧伤等严重创伤，以及恢复肝病等慢性疾病患者血液蛋白水平。
但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面临国内血浆供应短缺的问题，这主要源于1990年代因艾滋病丑闻而遗留下来的严格的血浆采集规定。目前中国大部分人用白蛋白仍严重依赖其最大地缘政治对手美国提供的血浆。
美国供应了全球约70%的血浆，是少数向献血者支付报酬的国家之一。每年，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自己的血液捐献出来，以支付日常开支。
“虽然我知道这能救一条命，但大多数时候，我只担心自己能否拿到下一顿饭，或者能不能喂饱我的猫，” 25岁的 社区大学学生Sky Tucker说道。连续7年，她每周卖两次血浆，只为勉强维持生计。
根据中国国家药监局和浙江药品检验所研究人员共同撰写的2024年研究，中国超过60%的白蛋白市场由外国制造商供应，而所有产品均来自美国采集的血浆。 这种依赖正给中国患者带来日益增长的风险。
研究人员向CNN表示，如果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或新冠疫情等全球健康危机导致美国主导的供应渠道中断，中国国内的血浆短缺可能会使患者面临药品短缺和价格飙升的风险。
中国主管部门似乎越来越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正因如此，他们希望增强在中国市场采集血浆的能力，”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副教授陈曦表示。
2023年，中国新开了数十家持证血浆采集中心，去年7月推出了首个基于大米的白蛋白产品，这是其更广泛减少对美国血浆依赖举措的一部分。
尽管如此，中国仍面临每年约6000吨血浆的缺口。这是CNN据中国媒体援引的行业数据和国内需求得出的结论。
一个仍深受1990年代“血浆经济”丑闻困扰的国家，要彻底摆脱对美国血浆的依赖，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当时不安全的血液和血浆采集导致中国中部数万农村居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1990年代的血浆丑闻
1980年代中期，全球艾滋病危机日益严重，中国决定禁止除人血白蛋白之外几乎所有血液制品的进口。中国试图建立自己的血浆产业，但这场热情最终以灾难收场。
上世纪 90 年代，在河南省部分农村（如文楼村）因贫困兴起非法卖血现象，许多村民因不规范采血操作感染了艾滋病和丙肝，导致了严重的公共卫生灾难。当时颇为流行的“致富名言”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大量农民频繁卖血。非法血站使用共用针头、混合血液、未消毒器械等操作，造成病毒大规模交叉感染。
1994 年，王淑平医生发现 HIV 阳性样本并上报中央，推动国家于 1996 年整顿血站、建立血浆“窗口期”检测制度，遏制疫情蔓延。
河南省于1995年报告首例艾滋病病例，当地有关部门关闭了全省的血站。
九年后，据中国中央电视台2004年发布的省级官方人口普查报告，河南省官员承认，该省曾有2.5万名卖血人员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独立调查人员，包括已故医生、“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杰，认为实际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自给自足的努力
这场毁灭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血液制品产业，导致国家对从血浆采集到临床使用整个产业链的全面监管。同时，也造成公众对血液制品产业的长期不信任。
根据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副教授陈曦2004年至2017年间的实地考察，由于河南“血浆经济”被贴上“坏形象”的标签，云南、四川和贵州等西南多山省份的地方政府试图摆脱血液制品产业，转而寻求其他领域的投资。
据一位中国资深行业高管表示，尽管安全性和监管标准已显著提高，但过去丑闻带来的污名至今仍使公众对血浆捐献产生“危险”的印象。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除了声誉受损之外，中国主管部门过去三十年来对药品实施严格监管（旨在防止再次发生血液污染事故），也限制了制药厂生产救命药物的能力。
这一担忧在新冠疫情期间一直未引起公众关注，直到疫情危机将其推上风口浪尖。
在疫情期间，中国广泛使用人血白蛋白和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等血浆类疗法来治疗重症新冠病例。
一位受遗传性免疫疾病影响的患者群体代表表示，需求激增引发了一波恐慌性抢购，导致药价上涨，许多慢性病患者难以获得药品供应。
自那时起，行业相关方、学术界和政治顾问对血液制品实现自给自足的呼声日益增强，应对血浆短缺的努力也加速推进。
2023年，中国药品监管机构批准了首个源自水稻的基因重组人血白蛋白。此前已新增32个血浆采集中心，总数达到302个。这是中国领导人要求在关键科技领域和关键产业夺取“制高点”的一部分。
该药物研发企业武汉禾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代常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预计其最终将取代中国约四分之一的进口血浆白蛋白。
然而，这位资深中国业内人士认为，基于大米的白蛋白可能难以进入市场，因为它只能用于治疗肝硬化，且生产成本相对较高。
如果中国希望提高自给率，该资深人士认为，国家需要从根本上更新其几十年来沿袭的监管体系。
该消息人士表示：“中国对大多数其他产品的监管正日益接近国际标准，但在血液制品方面，监管仍远远落后……基本上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水平。”
据耶鲁大学副教授陈曦估计，业内人士表示，由于规定血浆采集中心仅限于特定地理区域，并且只允许本地登记居民献血，导致全球人口第二大国仅有150万至300万名活跃的血浆捐献者。
相比之下，美国人口仅有中国四分之一，但拥有约400万的献血群体。这一数据由研究血浆业务伦理与经济问题的乔治城大学教授 Peter Jaworski估算得出。
美国人为什么卖血？
中国受限的血浆产业与美国蓬勃发展的血浆采集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日益萎缩的就业市场迫使经济困难的美国人加入卖血的队伍，这最终支撑了中国对人血白蛋白的进口。
根据由Jaworski领导的乔治城大学血液与血浆研究小组整理的历史数据，美国血浆中心的数量从2016年的601家增至去年超过1200家，增长了一倍多。以美国丹尼餐厅（Denny’s）的数量为参照，这一数字大致相当；而与Costco门店数量相比，则是其近两倍。
据 Jaworski称，该行业产量也从2015年的超过3500万升跃升至去年的约6250万升。
“这个行业每年以6%到8%的速度增长，未来5到10年似乎没有任何因素会使其放缓，” Jaworski补充道，并指出全球对血浆来源药物的需求正在上升。
Michele Goodwin曾是这个价值430亿美元全球产业的美国核心力量之一。
这位60岁的单身母亲在马萨诸塞州Northampton抚养两个大学生，她辞去稳定的工作攻读护理学位后，发现毕业后收入微薄，只能靠血浆捐血暂时维持生计。
自2023年秋季起，她每周卖血两次，年收入累计超过8000美元，但于2024年停止了这一行为，因为她觉得这个过程“耗时太长”、“令人疲惫”，还留下了一道她不愿再加深的“难看的伤疤”。
当她卖血来支付账单时，Goodwin说她太难为情了，不敢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们知道……我实际上是在用我的手臂卖血，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但她也感激这笔收入带来的经济缓冲。
这些复杂的情感也体现在Kathleen McLaughlin在2023年出版的著作《血钱：美国血液产业中的生死与利润》中，她为该书采访了100多位血浆捐献者。这部作品是她对自身救命药物来源产生疑问后，历时十年对美国血浆行业展开的深入调查。
这些复杂的情感也体现在Kathleen McLaughlin在2023年出版的著作《血钱：美国血液产业中的生死与利润》中，她为该书采访了100多位血浆捐献者。这部作品是她对自身救命药物来源产生疑问后，历时十年对美国血浆行业展开的深入调查。
“我们的经济让那些不富裕的人陷入困境，促使他们采取原本可能不会选择的行为，”她表示。
根据2018年至2021年间开展的两项全国性专题调查所进行的2021年研究，大多数出售血浆的人年龄在35岁以下、失业、没有大学学历、是黑人男性。
美国付费血浆行业的做法是加剧还是缓解了财务困境，至今仍未能在公众讨论中得到明确结论。
中国也向血浆捐献者提供报酬，但每两周最多只允许献血一次，每年不超过24次——远少于美国。美国允许捐献者每周最多两次，每年可达104次。
世界卫生组织出于伦理原因倡导无偿献血，部分理由是这有助于保护弱势群体免受可能的胁迫。然而，曾四次捐献血浆的Jaworski表示，收费有助于确保救命药物所需原料的可持续供应。
对于中国患者——至少是那些能够负担该产品的患者而言，这个问题比伦理问题更关乎生存本身。
在中国能够自行生产或替代足够多的美国血浆之前，像葛兰一家这样需要人球蛋白的数百万患者，仍将严重依赖经济困难的美国人供血。
这种依赖给专家和作者McLaughlin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
“如果那个国家发生某种情况，而该系统需要关闭，那么他们从哪里获得血浆呢？”
（编译自2026-8-23CNN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