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前芝 / 编辑：冷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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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代，日本先后发生了两起惊动国际社会的外交事件：一件是俄国皇太子尼古拉遇刺，另一件是中国谈判代表李鸿章遇刺。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来访外国政要频繁被刺杀，都是很丢脸且很不正常的事，不过，把这两起事件放到近代日本历史大背景中看，又显得很正常。
▲ 李鸿章
日本人不光是对外人狠，杀起自己人来，也毫不手软。在日本近代，首相级别的人物，就有4人被刺身亡，其他政府部级以上高官则是不计其数，似乎近代日本社会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举枪射击。
为何看起来彬彬有礼的日本人为何杀气这么重？
乱世之中，暗杀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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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造访」日本，日本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日本被迫与美、英、法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日本社会从此陷入藩国与幕府、日本人与外国人之间内外交织的矛盾与动荡之中。
▲ 率舰队造访日本的马休·佩里
首先，以萨摩、长州、土佐等藩国看到了幕府的衰落，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开启倒幕运动。
充当倒幕运动的主力是那些失落的武士。这些下级武士原本依附于幕府，幕府衰落后他们不仅生活受到影响，也失去组织依靠。部分藩国首领在幕后策划，出钱怂恿武士暗杀幕府大佬，削弱幕府势力。
1860年3月，幕府大佬井伊直弼，在樱田门被关铁之介等18名武士割了脑袋。这场刺杀行动也拉开了武装倒幕的序幕。幕府自然不甘拱手让权，他们也组织部分武士反击。
双方你来我往，后来闪耀日本政坛的大久保利通、坂本龙马、伊藤博文、西乡隆盛等人都参与其中。不过，杀人者终被人杀，大久保利通、坂本龙马等在明治时期叱咤风云，成为重臣。但其推行的改革措施，固然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进程，总归触犯了部分阶层的利益，最终难逃被刺杀命运。
▲ 德川幕府末期的武士
在这样你来我往的刺杀行动中，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躺着中枪。部分失落的武士把生活的不如意迁怒于这帮外来者。
俄国两名海军官兵在横滨被大卸八块，荷兰船长鲍斯被刺身亡，美国驻日使馆工作人员修斯凯被刺重伤不治，4名英国人因为碰到萨摩藩领导的车驾没有避让当场被杀。与这些人相比，尼古拉和李鸿章算是幸运的了。
1936年2月26日，一场由千余名「皇道派」官兵实施的兵变把近代暗杀活动推向顶峰。
▲ 二二六事件
半天时间里，以香田清真大尉为代表的一批少壮官兵，就杀掉了包括前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前首相高桥是清、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等多名政府高官。这次兵变的结果，就是军部掌控内阁，日本彻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
刺杀何以频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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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日本政坛上的杀来杀去，是因为政见不和而造成。比如，1921年11月被刺的平民首相原敬就是因为主张废除参谋本部、力图维持日中友好关系而为右翼势力所不容。
▲ 平民首相原敬
1930年代初的另两名首相滨口、犬养毅以及部分部门大臣，仅仅因为削减了军方的一部分预算，也成为枪下冤魂。
实质上，很大程度上，这种刺杀可能是裕仁天皇所默许的。裕仁比他的父亲嘉仁更有野心，在对外扩张、征服世界这一点上，他与军部想到了一块。但日本政府内部在这个问题上却存在不同看法，一些文官对此持保守态度，从而成为日本实行扩张战略的绊脚石。
除去这些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刺杀。日本近代以来频繁的刺杀事件，又给这种行动提供了最好的掩护。这就不难解释，刺杀原敬、滨口和犬养毅的凶手最后都活了下来。
▲ 裕仁天皇
刺杀滨口的佐乡屋留雄虽然被判死刑，但在行刑前，却意外地被天皇裕仁特赦释放了，之后以英雄的身份继续在日本民间活动。
除了政治原因，日本的武士道文化也是造成暗杀活动众多的原因之一。武士道文化具有道德与恶的双重性，即信佛而嗜杀，礼貌而有野蛮。其形成本身，寄托着底层民众对于改变社会不公的希望。
对于武士来说，要实现寄托，只能诉诸武力。这一点，在日本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事实上，几乎所有参加刺杀的武士或军人，都是出身底层。当他们碰到他们所认为的不公平的问题时，便用武力来解决。
日本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在谈到这种暗杀现象时就认为「至少在社会制裁力量万一变弱的时代，是否可以说，暗杀对于惩戒罪恶和防止祸害是必要而不可缺少的呢？」
从历次暗杀事件来看，几乎所有刺客都号称是为了国家、为了天皇。「二•二六」兵变军人打出的旗号就是「清君侧」、「对国家进行彻底改造」。
日本民众无疑在助长这种刺杀风气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犬养毅被刺后，日本民众对首相的死毫不关注，更多是对凶手表示同情。审判现场，当一位被告宣称他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唤醒祖国而敲起警钟时，旁听席全体鼓掌。
▲ 被刺杀的日本首相犬养毅
庭外，还有十多万人签署血书为这几名凶手请求宽恕。新泻县的九位青年甚至要求替凶手服刑。之所以出现如此怪异的现象，是因为在日本文化中，一个人被刺杀，正说明被杀者缺才少德；为了崇高目的而杀人的凶手是为了保护平民、反对暴虐。这或许也能部分解释为何近代日本社会刺杀事件那么多。
刺客为何能屡屡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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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治维新前后到「二•二六」兵变的数十起暗杀事件看，刺杀成功率接近百分百，即使没有杀死、至少是致残对方。刺客们屡屡得手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行刺者基本都是是武士或军人，受过专业训练，出手稳准狠，很少出现一般人在杀人时的胆怯、下不去手等问题。
陆军中佐相泽三郎，因为他们崇拜的真崎甚三郎大将被撤去教育总监而决定刺杀真崎的对手陆军军务局长永田铁山少将。永田行伍出身，非等闲之辈。相泽的第一剑被永田轻松躲过，第二剑才刺中。
▲ 永田铁山
早期的刺杀更是硬碰硬，刺杀井伊直弼的继任者时安藤信行时，刺客只有6人，而安藤的卫队则有50多人，总是如此，仍有刺客杀到安藤的轿子旁刺伤安藤，战斗力之强悍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被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配合」了刺客。在日本，临阵脱逃是不光彩的行为。安藤信行被刺后受伤逃走，这一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被人所耻笑，他被迫引咎辞职。所以首相犬养毅、天皇侍从室侍从长铃木在面对上门的刺客时，本有机会躲藏或逃走，但铃木认为那样是丢脸的。
对于刺客来说，他们的刺杀行动当然是充满正义性的，他们认为刺杀对象的死亡也只是在为国家的改革牺牲。对于被刺者，可能在心理上也已经做好了随时「杀身成仁」的准备，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在有机会逃跑的时候没有逃跑。
刺杀无关正义，但影响了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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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很多日本老百姓心目中，刺客被看做反抗腐败政客的斗士，但几乎所有刺杀都只是日本政府内部派系之间的争斗而已。所谓的「斗士」，不过是军部为了自身利益，在对外宣传时所做的一种包装。
以局外人的观点看，不少被刺杀者的施政纲领会引领日本朝着一个正常社会前进。但这些政策被军部人视作软弱，或者说，与裕仁天皇的抱负不在一个频道上。
这种刺杀模式被清末民初留日的中国学生所效仿，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中的刺杀现象特别多，徐锡麟之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之刺杀摄政王载沣、蒋翊武刺杀湖光总督瑞徵等，都可以看到日本的影响。
▲ 蒋翊武
另一个对中国的影响在于，这些刺杀行动，促进了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进程，相应地加快了中国抗战的到来。